400年来,我们游的是同一个世界吗?

金雯 2022-07-06 06:12:48

金雯

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中国人就几乎不往外跑了,所以,在大航海时代,当欧洲人在世界各地开疆拓土时,中国人对外界一无所知。只是偶尔跑进来几个传教士,谨慎地向金銮殿里的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传达一些海外消息,比如世界上新发现了一个地方叫美洲。在400多年的时间里,欧洲人到达了美洲、非洲、亚洲。而中国人这段时间的旅游史是空白的,一厢情愿地认为:天朝即为世界。

一直到鸦片战争的炮声响起,中国人才背负着救亡图存的重任,挣扎着往外面跑。而此时西方经过了几百年的“壮游”、殖民侵略,通过传教士、殖民者、冒险家的旅行将世界纳入了自己的知识体系。

所以,尽管我们游历了同一个世界,但是,看到的永远都不可能是同一个世界。

地理大发现为欧洲带来了统领世界的动力:殖民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的郑和七次下西洋,到达30多个国家,宣扬了天朝隆恩浩荡。

在15世纪之前,人类只知道2/5的世界。剩下的3/5要么相互隔绝,要么人迹罕至。零星的香客、朝觐的信徒、流浪汉、落魄的骑士、东征的十字军是整个中世纪非典型意义上的旅行者,他们无法构成人类对于世界的确切而清晰的认识。即便是马可·波罗这样的人物也只是激起了人们对于东方的想象与渴望,《马可·波罗游记》,无法将人们带到那个富庶的元大都。也有后世研究者认为,马可·波罗甚至从未到过中国,游记中关于中国的描写都是从波斯商人那里听来的。

从15世纪开始,为了香料和贵金属,破除穆斯林设置的“铁幕”,欧洲航海家开始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在此之前,葡萄牙的恩斯克王子开设了世界上第一所航海学校,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向阿拉伯人学习了阿拉伯三角帆技术,再从阿拉伯人手中买到了古希腊人关于世界地理的文献。他们忍受着饥饿、疾病,带回了巨额的财富、奴隶、丰富的航海知识、新的物种、可怕的传染病……还有欧洲统领世界的动力:殖民主义和自由贸易。

中国人出海远行并不比欧洲人晚,从1405年开始,郑和便七次下西洋,拜访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郑和在1998年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世界航海名人,入选的原因是“他从未公开表达过对殖民主义的期望”。这场比达伽马、哥伦布早80年的航海活动最终只是中国航海史的惊鸿一瞥,连记载航海日志、船队编制的《郑和出使水程》最后也不知所踪。在郑和之后,除了漂泊于海洋上的苦力,中国人基本与海洋绝缘了,直至鸦片战争,不得不仓促地面对一个停靠着列强军舰与商船的海洋。

威尼斯制图师弗拉·毛罗在1457年至1459年绘制了第一批具有欧洲、非洲、亚洲的世界地图。欧洲人通过商队、殖民者的旅行将世界纳入他们的知识体系。到17世纪末,地球上90%的陆地和海域被欧洲人所了解。

1582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万历十二年,也就是他来到中国的两年之后,利玛窦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这张标注了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个叫美洲的地方。只是这个地图并没有激发起中国人对于广袤海洋的好奇。

在欧洲,博物学家已经随着商队、帝国的军队来到世界各地,在地理大发现之后,酝酿着近代科学和思想的飞跃。“进化论”的田野调查主要来自达尔文跟随“贝格尔号”的五年旅行,在旅途中,他看到了自然界寄生虫杀死宿主的行为,令这位牧师对“自然界是神善意的彰显”感到怀疑。在南美大陆,他发现了已灭绝的巨型哺乳动物的遗骸,新大陆奇特的地质构造让他想写一本关于“地质学”的书。

冒险家在中世纪罗曼史中的身份是游侠骑士,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就是那些在殖民地闯荡的人,他们中有真正的探险家,比如,英国的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这个被称为“收集世界的人”,将露骨淫秽的《一千零一夜》翻译成了英文,激发了欧洲人对于哈里发和后宫的想象。他也是19世纪最著名的圣城朝觐者,曾到达圣城麦加,写了《走向圣城》一书,详细地介绍了伊斯兰教的各个派别、麦加的清真寺、阿拉伯人的生活等。在书中,东方是他者,也是一种参照。他描绘了朝觐过程中恶劣的环境下,朝圣者挣脱了世俗社会各种羁绊,人性得到自我净化。

传教士是殖民地在精神上的开拓者,他们的身份职能常常是混杂的,神职人员、医生、教育家、冒险家……在传教士利文·斯通踏上非洲前,欧洲人对于从喀拉哈里到撒哈拉之间的非洲一无所知,是他以侍奉天主搬的狂热,冒着随时死于疾病、部落猎杀的危险打开了“黑暗大陆”,带回丰富而准确的资料。他最著名的书籍是《在非洲的传教之旅和研究》。1854,他用一年八个月的时间横跨了整个非洲大陆。最后因病死于非洲后,随从将他的心挖出埋在黑非洲,尸体运回伦敦埋葬。他的纪念像下写着:“基督教、通商、文明”。当然,对于非洲的原住民来说,这几个词也可概括为:被殖民。

在抗生素出现之前,前往非洲、美洲、亚洲的旅行都是危险的,疟疾、流感、各种不知名的热病随时会要人命。梅毒就是随着人类旅行而传播的疾病。意大利人怨气冲天地称之为“法国病”,而法国人则愤怒地把这种病叫做“那不勒斯”,德国人称它为“西班牙疮”,在土耳其,梅毒又被称为“基督教病”,在大溪地被称为“英国病”。当梅毒流行时,全世界就这样相互指责。但是,对于流行性疾病的控制最终也促成了西方现代医疗体系的建立。

1660年开始的“壮游”是英国上层子弟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古典主义教育盛行的18世纪,除了拉丁文和希腊语教育之外,年轻人在成为绅士之前,需要游览古希腊、古罗马的遗迹,意大利是首选之地,古罗马遗址、西西里岛上留存的古希腊城墙废墟、广场、圣殿、陶立克式神庙。

在1786年,37岁的歌德玩了一次失踪,除了他的秘书,在未告知任何人的状况下,他独自来到意大利,他想要在此寻找古罗马的遗迹、古希腊的精神——浪漫主义的精神源头。在意大利,歌德感慨,相对应于光明快乐的威尼斯人,自己生活在单调、狭窄的房间,“本能地无法产生出如此的喜悦看待世界的眼睛”。

年轻的席勒在写给歌德的信中说道:“由于您生来便是个德国人,而在这种北方作品中您的希腊精神已被抛弃,因此,您只能要么把自己变成一个北方艺术家,要么通过思考力的帮助来弥补因现实条件而使想象力有所不足的那一部分,而这就等于从内容,通过合理的途径创造出一个希腊……”相对于封闭冷峻的北方德国,南方的意大利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养料。

巴黎也是大壮游时代的必去之地。在那里他们研习礼仪,练习击剑和社交舞。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说:“18世纪统治阶级的控制主要体现在文化的霸权,其次才表达为经济实力或体力(军事实力)。”所以,种棉花发了财的美国种植园主也会将他们的子弟送去欧洲壮游,去寻根,感受悠久、庄严而正统的文明。尽管当年父辈搭乘“五月花号”去美国时,或许不过是爱尔兰的某个佃农,那个辉煌的上层欧洲与他们家族完全不沾边。

壮游的内容也不完全是感受古希腊“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作为一个旅游项目,也还是免不了购物。壮游的年轻人将一些雕像、家具、印刷品和绘画买回国,还不时办一些小型展览。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曾经说过,“如果有能力的话,我要把罗马环形大斗兽场也买下了”。

在意大利游历的拜伦对于蜂拥而上的壮游人士,颇有些不以为然:“全是英国人——一帮看得眼也不眨一下的傻瓜,到处目瞪口呆,想要又好又便宜。现在旅行法国或者意大利,不等到这批可怜虫被扫回国,就太愚蠢了。”一百多年后,类似的抱怨也针对“欧洲十国游”的中国游客。他们也爱购物,但是买的都是充满logo的流水线产品。

19世纪,当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人类就进入火车旅行时代了。之前不方便旅行的女性也加入了壮游行列。但是,必须在女性亲戚的陪伴之下,比如在E.M.福斯特的《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新寡的莉莉娅必须由单身且可靠的阿博特小姐陪着去意大利。在火车时代,从英国如何搭火车到意大利?伊夫林·沃在《旧地重游》中提到了一战前的“三等车厢”的穷游攻略:先是搭了便宜的长途海轮横渡海峡去敦刻尔克,接着坐硬席去巴黎,接着又换车到达里昂车站,然后换乘南开的慢车,在米兰换车,那时“车厢里坐满了农民,每到一个车站就擁上拥下,闷热的车厢弥漫着大蒜气味。薄暮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威尼斯”。

中国年轻人出国看世界是在英国人壮游一百多年之后,风雅的内容少了,只是抱着“师夷长技”的目标出去的。1847年,19岁的容闳坐着“亨特利思号”前往美国。在他所写的《意想之纽约游》中,他道出了自己美国游的两个愿望:“一为予之教育计划,愿遣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 ;一则愿得美妇以为室。”后来,他成了耶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1872年,容闳率领第一批留美幼童从上海出发前往美国,最小的9岁,最大的15岁,他们多数是贫苦子弟,寄养于新英格兰的基督徒家庭,回国后,他们担纲新兴的铁路、电报、矿冶、外交等领域的关键职位。其中有詹天佑、梁敦彦、蔡绍基、梁诚、唐绍仪这样的人物。

萨义德说“东方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个东方存在于纸上,流传甚广,深入人心。西方常常将东方作为精神上暂时的逃遁之地,在此自我放逐。奈瓦尔在他所钟爱的女演员珍妮·科隆死后深受打击,展开东方之旅,足迹遍及埃及、黎巴嫩、君士坦丁堡等地,写下《东方之旅》。1804年,夏多布里昂在宗教问题上与拿破仑的分歧激化,辞去公职开始旅行,写下《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在书中,他不断提醒读者“废墟的必然命运”。受到这本书的影响,浪漫派诗人拉马丁、小说家福楼拜都展开了他们的东方之旅。福楼拜在旅途中构思他的《包法利夫人》,还不幸染上了梅毒。但是,如今那个土耳其消失了,帕慕克说,连福楼拜都希望去集市上,让人写下他名字的那种文字书法,也因土耳其文字的拉丁化而成为不可能。

到了20世纪,西方文人的活动范围从近东逐渐扩大到了远东。20世纪20年代,毛姆来到中国,看到的是可怜、低矮、污秽的房子,脸色漠然的中国人。在旅店,总是有肺痨病人整夜咳嗽,他说这能让人对自己粗笨有力感到高兴。他怜悯和同情辛苦终生的中国人,但又感到这种怜悯的无用。他见到了在中国逗留十多年的传教士,揣度这个可怜的人对中国的情感,不无刻薄地说“凡是他的意志所爱的,他灵魂上都厌恶”。毛姆还去了鸦片烟馆,在抽过一筒烟之后,这个地方让他想起了柏林熟悉的啤酒馆。他甚至见到了辜鸿铭,展开了关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讨论。

第一次鸦片战争洞开国门之后,中国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远游,看世界。首批官派留法的陈季同对于法国人的读报热情惊叹不已,“所有人都在阅读、寻找、探究,他们放下自己的事情,却是为了管别人的闲事”,“想知道部长大臣们在干什么,也想知道最默默无闻的农夫犯下的最微不足道的过失”。他觉得法兰西民族是“愉快、亲切、忙碌和有说服力的民族”。当他看到印刷机时,不禁自问:“我们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发明的印刷术,如何能够在几百年前才发明印刷机的欧洲得到如此令人惊叹的发展?”

作为中国第一位派驻欧洲的公使,1877年,郭嵩焘上任之时,正赶上伦敦社交季,接下来的活动简直让他应接不暇。在5月15日与7月22日之间,他参加了57场茶会,6场音乐会,12场舞会,还有名犬秀、园艺会、烟火晚会、慈善拍卖等等。他感慨西方社交中的各种不雅,比如,男士穿的紧腿裤,还有男女之间过于贴近的距离,等等。但是,一年之后,郭嵩焘居然自掏腰包在波特兰大街45号举办了中国外交史上第一场招待茶会。出席嘉宾达790余人,这个茶会也差点让他破产。

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于1896年与西方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接触,出访了欧美六国。在德国,他体验了最新科技——问世仅仅七个月的X光机——成为第一个照X光片的中国人。一路上,他对于欧美人的年纪、收入十分感兴趣,虽然随从不断提醒此为欧美礼仪的忌讳,但他并不以为意。在美国,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最令他惊讶的是美国的摩天大楼,因为他在中国和欧洲都没有见过那么高的楼,还有点担忧地问:“能抗狂风吧?”另外一个让他困惑的问题是,美国有那么多政党存在,它们不会让国家混乱起来吗?

一直致力于传播西学的梁启超第一次出国是因为逃难,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的帮助下,逃亡日本。1903年,梁启超远赴美国考察七个月,会晤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人物之一J.P.摩根,对于托拉斯这种经济组织惊叹不已,不无夸张地认为J.P.摩根与德皇威廉为当世双人杰。但是,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评价不高,觉得他有侵略野心。梁启超这次的旅行主要是为考察美国政体,回国后,他写下《新大陆游记》,认为共和体制不适合中国。

对茨威格来说,一战之前的欧洲是一个太平的黄金年代,那时,他的富有而节俭的双亲每年最奢侈的事情是去尼斯消一个夏,旅行是勤勉工作之后的一个小小奖赏。那一辈的人“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但是,一战让旧日的生活、价值观一去不复返。

对于出生于犹太珠宝商家庭的莫里斯·萨克斯(后来他成为纪德的秘书)来说,一战之后并不算是个坏时代,当时他是政治学院的学生,就在适龄入伍时,停战协议签署了。在1919年的日记中,他写到要去诺曼底省的多维尔过暑假。“波蒂尼埃酒店的房间,诺曼底酒店的午餐,海边木桥的散步,网球,还有路易斯·德斯帕,这够我忙的了。”路易斯·德斯帕是个姑娘,一整个暑假,他都在想怎么能把她弄上床。在沙滩上,一战后的时尚有些夸张,A伯爵夫人戴着印度支那的帽子,B伯爵夫人头上有一只獾,他认为女人都疯了。在他的描述中,消费社会的度假方式初露端倪。

1929年6月,又是外出度假的季节,他在日记中谋划假如去荒岛要带些什么东西:“我需要带什么东西去:两条白色的长裤,帆布鞋,遮阳帽;我得买个遮阳帽,爱马仕专卖店里有非常漂亮的。礼服大概没有必要了。”那一年,10月29日,华尔街股票暴跌,他们家除了银行里的10000法郎,所有财产都打了水漂,然后他就开始反思人生了,他觉得自己这一代年轻人是被享乐主义、反叛引入歧途了。

就在莫里斯·薩克斯反省人生的第二年,也就是1930年,上海青年潘德明开始徒步单车环绕世界。对他来说,洗去东亚病夫的耻辱,证明中国人强健的体魄要比旅行见闻重要得多。七年后,他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国内,随身携带一本四公斤重的《名人留墨集》,上面签满了印度的甘地、泰戈尔、凯末尔等名人给他的寄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他对世界的探索被淹没在大事件中,他的旅行见闻也没来得及跟更多的人分享。旅行途中,这个热血青年曾经构想过工业救过、矿业救国,但是他后来长期失业,靠给人熨烫衣服和画宫灯为生,最后默默离世。

(摘自《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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